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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艺:给历史留下些什么

——关于目前文艺现象的一点思考
2000-02-17 来源:光明日报 云 德 我有话说

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具有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自豪。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有大量经典留世,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当之无愧的瑰宝。现当代文艺史上,我们也有不少让人高山仰止的文化巨擘,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的许多传世佳作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财富。在中国当代文艺苑地里也活跃着许多名家与新秀,创作了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创造了骄人的文化业绩,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当代文艺所取得的成就,与一个文明古国应有的水准、与一个伟大时代对文艺提出的新要求来衡量,应该说还有不小距离。尤其面对商品大潮的冲击,快餐文化的兴盛、严肃文化的萎缩、娱乐狂潮的汹涌、文化垃圾的增加,无法不使人对其现状和前景产生几分担心。看一看地摊上书刊那竞相比赛露与透着装的美女封面,瞧一瞧那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极具感官刺激性的文章标题,听一听那撒泼打浑、自虐虐人的说唱段子和相声,读一读那些爆炒凶杀、色情、名人隐私和社会新闻的粗制滥造的流行小报,看一看电视屏幕上那些一哄而起、千篇一律、搔人胳肢窝的搞笑节目,瞧一瞧那些俊男靓女酸溜溜、嗲嘻嘻煞有介事的速配游戏,数一数那些上星频道上有多少条甩来甩去、打打杀杀的大辫子,听一听那词句不通、音调不谐、滥施娇情的流行歌曲,读一读那些简单地临摹社会生活、虚假地营造世外桃源、荒唐地编造历史、一味地放纵自我的某些“精英文学”……人们不能不发问:当代某些文艺作品,要给历史留下些什么?

文艺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历史。鲁迅先生认为它既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其文艺标志物是由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文艺经典作品来完成的。这些作品不仅是时代生活和精神的传递者,更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徽记。而当代某些文艺创作中的平庸化、私语化、商品化、低俗化倾向,正戕害着当代文艺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蚕食着严肃文艺的生存空间,障碍着文艺经典作品的创作和生产,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目前的一些文化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在文艺作品的数量和出版物的种类不断攀升的时候,人们却抱怨无好书可读;在电视节目频频改版、频道纷纷上星、音像生产流水线争相上马的时候,人们却在指斥无好节目可看;在文化市场一片热闹繁忙的时候,人们却发出了警惕文化危机的信号。认真审视一下当前的文艺创作现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抱怨和担心决不是信口开河、危言耸听,因为人们在文艺作品平庸化的茫茫林海中确乎很难找到参天大树。社会历史深刻变革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生和活力、矛盾和问题,给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造成的冲击和震撼无疑是巨大的,这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和广阔的空间。然而,面对这如火如荼的新生活,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却浮在表层,简单地描摹外在变化,肤浅地图解抽象理念,苍白地塑造类型化人物,空洞地高唱廉价赞歌。许多作品不是方案就是会议,不是豪宅就是歌厅,一个个拖沓冗长的情节和场景,连篇累牍的慷慨陈辞,既无个性,又无情感的苍白对话,轻而易举、毫不可信的矛盾解决方式。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有抬头之势,这些东西永远都是艺术感染力的天敌。因为没有社会冲突、没有心灵冲撞、没有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因而也就更加谈不上有深刻的思想涵量和历史深度。即使是些轰动一时的作品也会成为昙花一现的泡影。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对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反映,但却缺少足够的艺术提炼和概括,表达的是极其庸常的生活现象和状态。这里虽有大量生动新鲜的寻常百姓生活的细微末节,淋漓尽致地刻划了普通群众生活境况的原生态,“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实相呈现在读者面前”,然而在沉醉于偶然琐碎的生活细节描写的时候,却缺乏深刻的理性观照,缺乏审美思想的辉光,因而也就少了一份崇高和优美,失却了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在平庸与琐碎中陷入流俗。

摒弃社会责任和忧患意识的私语化、欲望化写作,是当前某些后现代和新生代作家回避火热生活“向内转”,愈益走向自我和小圈子的一种新型文本。虽然在表现内心感受和思绪涌动、在行文的细腻和文体创新方面都有不少突破,反映出部分“城市闯入者”和“社会边缘人”的局部生活真实,但创作中也带着明显的敌视目光和叛逆性格,沉湎于自我心理感受和生活体验,毫无节制地展示着自己阴暗的心理、躁动不安的欲望和荒唐颓废的行为,使作品失去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于文化积累的价值也十分有限。在公开地拒绝崇高、放逐理性、消解意义、削平深度的旗号下,或以自传式的手法书写着自己的身心体验和个人隐私,细致入微地记叙着自己的自恋与他恋、孤独与恐惧、梦想与痛苦以及精神与肉体自我撕裂的全过程;或者一味地自我膨胀,漫无边际地胡涂乱抹,随意地拼凑场景、打乱叙事、割裂意象,语言罗嗦枝蔓,让人难以卒读;或运用某些嬉皮士和雅皮士风格,以酒巴、歌舞厅、爵士乐、麻醉品和性爱场景的轮番展示,把一个个受欲望挤压又被欲望淘空的自我纳入欲望表演的平台,感官的刺激、物欲的渴求、精神的焦虑、形骸的放浪,把永无止境的欲望奢求和满足变成作品万变不离其宗的议题。有人公开说:“我喜欢探究情欲,使它在我的小说中成为一种整合力量……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这些作品采取特别偏激的态度肆意宣扬文化虚无主义,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喋喋不休渲染卑琐无聊的个人隐私,肆无忌惮地张扬各种利己主义的畸型欲念,其结果,在蔑视传统文化、抵制主流文化的帷幕后,用一种更加庸俗的姿态上演了一出“不随流俗”的闹剧。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传统也将不断更新。站在时代潮头,对文明进步做深刻的建设性的变革是有益的,而沉溺于一已私欲之中,以一种非理性的偏执态度消解社会意识形态和传统伦理道德,这对社会进步具有破坏性,尤其对青少年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还有一种倾向是愈演愈烈的商品化浪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工作者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转变观念、调整思路,通过市场中介寻求与文化消费大众建立崭新的供需关系,使文艺在适销对路、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不断改善着自己境遇,增强了自我发展实力,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文艺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时,其认识、教育、审美功能正不断被瓦解和销蚀,只剩下娱乐和游戏的功能,赚钱成了唯一目的,实惠演变成唯一追求。为了分享市场盛宴的一杯残羹,极尽献媚取宠、讨好巴结之能事,忘却了“斯文”与“精神”,滑向商品化的深渊。一窝蜂的娱乐游艺节目争先恐后地挤进电视频道,低级仿制、东施效颦,戏谑多于幽默、通俗变为庸俗。据统计,从《快乐大本营》开始,以快乐命名的节目有十多个,摹仿“快乐”者不下三十,因此有人戏言:“快乐一窝蜂,未必都快乐”。图书市场上一本“隐私”出笼,接着就有冠以“非常”“绝对”“女人”“单身”“贞操”之类的隐私泛滥成灾;一篇小女人散文走红,接踵而来的就有一大堆展销百无聊赖的女人心绪和烦冗琐屑生活感受的小女人散文行世,甚至一些大男人也嗲声嗲气地参与其中;一本什么“照片”“镜头”出现,马上就有以红、绿、蓝、黑、毒、长、老、新、旧之类的镜头被“克隆”出来;一个名星写了自传,靠自吹自擂赚了大钱,立刻所有“脸熟”的名星都争相出书,直到名星图书臭满大街方才罢休。还有那些胡编乱造的动作影片、荒诞离奇的情节剧、庸俗不堪的肥皂剧、逢场作戏快餐式的演唱会等,都毫不例外地进行着纯商业化炒作。荧屏银幕上飞来飞去的剑侠刀客,不厌其烦地上演着没完没了打打杀杀的江湖恩仇;蜂拥而上的历史题材创作却没有多少历史真实和历史意蕴,一些人凭着自己的感知和猜测来重构历史,“戏说”的结果,历史变成了由偶然组合的不可知的意念堆砌物,成了任人装扮的灰姑娘;表演极度夸张、格式千篇一律,操着港台腔,演绎着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吵吵闹闹、拖拖拉拉的家庭闹剧;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同小异的电视晚会,形式呆板,内容单调,十几年一贯制的模式化运作,削足适履、量体裁衣,损了集体、肥了个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基本功削弱了,应景的急就章却没有任何新意,晚会越办越多,好作品越来越少。浅薄的声色之娱,油腔滑调的胡说乱侃,一切的神圣与崇高都撕成五光十色的碎片,随意抛撒在各类游戏的空档和缝隙里。人们在耳濡目染中逐渐麻醉了感觉,迷失了理性,文艺商品化的浪潮正日益生成对受众事实上的心灵欺罔。

与此相关,某些低俗化恶俗化现象也悄然走上前台。不惜辱没自己和祖宗,充满污言秽语的相声;粗俗不堪、以自虐方式博人一笑的小品;以神圣的爱情为笑料,向他人滥施情爱的速配仪式;以抖落名人轶闻、展览个人隐私、“跳私生活脱衣舞”的流行书刊;甚至为招徕观众,竟不惜丧失国格人格,用逗乐的方式来表演“皇军”寻找“花姑娘”的游戏等,所有这些,都堂而皇之地袒露着世俗的恶臭。在一些作品中,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已不过瘾,性描写早已不再扭扭捏捏,其篇幅之长、数量之多、胆量之大,足以打出少儿不宜的标识。“性”成为这些作品无往不胜的抢滩武器。同性恋、异性恋、未婚同居、手淫、意淫、乱伦已变得司空见惯,淫靡之风、感官主义和畸型心态已成屡见不鲜的文学主题。而且这一暗流已开始渗入演出市场,一些地方的所谓时装表演、歌舞和摇滚之类的演出,已经出现过不少次姿态狂浪、淫秽下流的色情表演。用这类恶俗的黄色浊流满足某些人的窥阴癖和低俗欲望,并以此赢得市场份额,发展下去,无疑于饮鸩止渴。

每一代人都有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艰难坎坷而依然生生不息,就因为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关头,前辈先哲们都表现出了勇气、智慧和理性。今天,中国人民正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艰苦跋涉、奋斗,作家、艺术家们应该有眼光、有勇气超越世俗生活的羁绊,以自己的作为来证明: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进步中,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感悟、探索,我们的灵性与理想,确曾达到过令人钦仰的高度。所以我们必须正视今天文化生态失衡、消费结构失调、理想精神失血、人文关怀失落的现象,牢固树立历史责任心和现实紧迫感,以对自己对文艺对未来负责的精神,认真规划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让文艺在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独立思考中,真正发出属于自己的呐喊。首先,要切实而不是空洞、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深入而不是肤浅地面向生活、面向时代、面向人民,传递出时代和人民的真实心音。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文艺,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只有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的影响下,只有能够满足时代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给人们思想带来强烈震荡。新与旧、生与死、先进与落后、革新与陈腐、欢乐与痛苦、洒脱与负重,相互交织、杂陈交错,一切都在躁动、探索和变动之中。沸腾的生活呼唤着文艺,人民群众也有着热情的期待,历史为当代文艺工作者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有深入其中,关注社会发展、关注人民疾苦,关心改革在湍湍急流中搏击前行的艰难,关心群众在变革生活中欢乐、迷惘和憧憬,才能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感人佳作。任何有出息的艺术家都不应回避现实、粉饰生活,而应把现实放置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深入考察,既要描绘生活的波澜壮阔和时代进步的脉动,又要展示英雄壮举和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奋发进取精神;既要用艺术家的勇气、良知和胆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中的尖锐矛盾和问题,又要真切表现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把现象与本质、当代性与历史性、现实生活变动与人们心理变迁统一起来,把可以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结合起来,以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的精品力作,来构筑当代文艺的丰碑。

其次,要努力强化文艺的理想精神和审美价值。文艺对于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地摹仿,而是能动地审美创造。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给了艺术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一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自由空间。但实现主体精神的高度自觉,绝不是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需要建立在对客观深刻把握和主体深切人生感悟的基础之上。一味地沉湎于自我,在偶然琐屑的生活碎片中寻觅小感觉,无法达到创作主体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觉。只有把主体的理想精神和美学趣味融汇于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之中,才能灌注生命的激情和灵气,实现反映和评价、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有机统一。才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生活中,摆脱各种欲望的诱惑,坚守精神的家园,实现审美主体对于客体的精神跨越。才能给民众带来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成为他们“精神和理想生活的代言人”。才能培育民众健康的情趣,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让生活通过艺术家理想烛光的照耀,转换成更加震撼人心的艺术穿透力。

另外,还要进一步增强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使命感的缺失是当代文艺浮躁、平庸的症结所在。创作是寂寞之道,急功近利、随波逐流不可能写出传世名著。应该看到,文艺不是遗老遗少闲暇把玩的积满黄斑绿毛的假古董,也不是红男绿女百无聊赖时抒解愁肠的宣泄物,更不是包裹装饰历史腐尸的金镂玉衣。艺术也应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把使命和责任作为激发创作热情的原动力,不能贫贱慑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曹丕语),要放眼未来,面向历史,强化精品意识,树立雄心壮志,努力用气大道正的力作,去确立自己在文艺史上的位置。托尔斯泰说过:如果要我用自以为正确的看法写小说,用不了两个小时。但如果告诉我20年后人们还要读我的东西,还要为它哭、为它笑,为它去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作品献出我的一生和全部力量。拿这种境界来比照,我们就无颜让后人在读过《红楼梦》和《阿Q正传》之后,再到那些患有软骨症的平庸作品中毫无价值地去消磨时光。真正的艺术家只有通过有巨大冲击力和厚重感的经典创作,才能在文艺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确定历史的坐标。历史是最公正的。如果今天播下的是跳蚤,那就不要指望明天去收获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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